[ 情境的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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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一个“忆”字，点出了物我之间的距离感。如今，只怕那个“江南”果真是离我们日渐日远了。
我们身处江南，大舍的建筑实践也多在江南。记忆中的江南在很多地方已不是当下江南的真实图像，或许更多的会是像鲁迅的一些文章里的场景：社戏、闰土、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孔乙己和他的茴香豆……或者诸如“二十四桥明月夜”、“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些宋词唐诗，抑或象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这般的叫人魂牵梦萦的江南情绪吧。
尽管常常身处江南，一直以为心中想着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江南。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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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江南这个地方仍旧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地方。她的自然风景、民居园林等风物遗存令所有造访者感动流连。园林是我们最常讨论的话题，但从来没有什么结论，她永远可以被继续讨论下去。在青浦的夏雨幼儿园设计初始，我们曾激烈地讨论过园林，讨论最多的还是关于路径，幼儿园的两道曲线形的围墙，则是一开始想以一种柔软的方式介入基地的直觉反应，由此构成的内向型特征在当时的设计说明里也有意识地与园林做过比对，后来我们将此归结为“边界”的概念。在设计初始时面对基地所处郊野那一片荒草丛生的景象时，建立一个安全的边界、在边界里营造自我小环境是最为简单直接的策略，这和我们传统的空间环境观是一致的。
江南园林，不管是在郊野或者是城市里，必然是要有院墙的，这当然和土地的人为界限有关，但形成的事实就是先有围墙后有园林或者庭院，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是在院墙内完成的，这个院墙就是“边界”。台湾的汉宝德先生有个“轮廓为主体”的说法[1]，是用来讲解中国的玉文化的，大致就是说中国的玉雕向来是先有轮廓的形状，然后再做设计。在这个轮廓里，总是利用挖空的观念来创造实体，所谓虚实相生、相互因借，玉雕活动和园林的营造有共通点，都是在轮廓的前提下发展出自身的存在特点来。不过和轮廓或者边界直接相关的，就园林而言，是由此产生的内向性，它和周边的关系因为“边界”的存在，几乎是切断的，偶尔也有利用“借景”来突破“边界”，这往往就成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夏雨幼儿园二层出挑的彩色的盒体，正是对边界的一种“突破”。
事实上在中国，抛开城市化和农民的政治关系不谈，从物理的角度，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始于确立边界的过程。象院墙这样的“边界”，它让我们产生身在其中的感觉，是最原始的领地占有，它引导建造活动转向内部。然而城市一旦成形，现代生活又随时要求我们去感知超越边界以外的外部。这样，在我们的设计中，建立边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同时作出超越边界的可能。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境遇，如何从既有的生存状况中寻找并呈现价值，这也是我们所能把握的机会。
位于夏雨幼儿园河对岸的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以一堵通高三层的玻璃围墙直接有力地诠释了“边界”的概念，它的意图很简单，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纯粹的、边界清晰的个体，同时又希望它对绿地是开放的。这个三层高的玻璃围墙和夏雨幼儿园的曲线形实体围墙一样，它不仅是一道围墙，它也是建筑外墙的一部分，它既确立了边界，又被消解或超越。在之后的一些设计中，如南京吉山软件园六号地块办公楼、青浦水文站、嘉定马陆大裕村艺术家村、岳敏君工作室等等，均由“墙”的边界而建立建筑的形象，这一做法无疑将“立面”这一元素的重要性在我们的设计中弱化了，同时，这些建筑也随之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内向性，这种内向性的产生有时虽出无奈，却也是此时此地一种合理的结果，但我们希望，这种内向性，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目的。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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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在他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里认为“离”的美学意义是中国美学史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2]，这一度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宗白华关于“离”的探讨源于易经的离卦，关于《易经》的解读各路专家均有不同，但对于离卦的理解大致差不多，它基本包含四种含义。一是附丽（相互依靠而不离）；二是离合（分离又相合）；三是光明；四是迷离错杂。离，通丽，就是附丽、依附的意思。《易经•彖传》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日月依附于天空，百草依附于大地，这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看到春天里的一个小院子很美，实际上这个美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小院子本身，它可能是附丽于院子里的树，以及那将树的影投在院内地面上的春日暖阳的，这可能就是这个建筑（院子）和环境的关系，它的美依附于周遭环境而存在。好比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是要看到后面那句“春风吹又生”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美学印象的。
“离”是对自然中物体间关系美的认识。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关于建筑形式和整体性关系的认识。建筑之美，是可以基于关系的表达的，如“附丽”，是告诉我们建筑与它的周边环境不可分离；如“离合”，它可以让我们关注建筑群体的形式特性。建筑之美，可以不是一个简单的立面形象，她也是可以基于关系表达的。夏雨幼儿园被现场的树木所溶解，形成一种整体的环境，从不远处的高架高速公路上看，在被分解了的彼此疏离的单元之间、树木之间、单元与树木之间形成了复合的关系。在建筑中回转，上部卧室群和下部院落群之间则又展现另一种关系，最终的建筑形象，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图二）。
一直以来，也许和我们的大部分项目都处于自然郊野有关，在我们的很多设计中，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思考如何使建筑更好地融入自然，会把设计的重点放在建立建筑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上。然而问题也同时出现了，在我们所面临的当下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周遭环境总是个未知数，即便是有规划，也总是处于难以预计的不断变动之中的。最终，我们只能求助于自身的完整性。所以我们会有意识地组织建筑与自然环境，更多的，是将建筑物根据预设的功能先分解、再组织，从而把设计的关注点放在分解后的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上，这成为我们在面对这种境遇时经常采用的方法。
青浦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设计便是首先根据建筑的使用特点将不同的功能空间分解开来，化为相对小尺度的个体，再利用庭院、广场、街巷等外部空间类型将其组织在一起的做法。青少年在其间的活动——不同功能空间之间的联系和无目的的游荡以及随机的发现——就像在一座小城市里的活动，这也是我们对郊区城市化过程中日益放大的城市尺度所做出的回应，我们希望在已经被放大了的城市建筑尺度的前提下，能创建一个内在的人性化的小尺度公共空间，重建传统城镇的尺度记忆（图三、图四）。其实这两种尺度间的疏离，早已不是一个美学问题，它已直接和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相关了。
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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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置是一种建构关系的方法。
并置的方法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绘画、音乐等领域被广泛运用。叶维廉在《中国诗学》里多次谈到中国文言诗的不定位的并置关系[3]。比如“鸡声茅店月”或者“古道西风瘦马”，诗人并没有决定“茅店”和“月”的空间关系或者“西风”和“瘦马”的时间关系，正是这种灵活性而导致的简单并置关系，令物象或事件自然呈现，并保持它们多重空间与时间的延展性，令我们可以活跃其间，获得不同层次的美感。而董豫赣在他关于园林的《化境八章》之“经营位置”[4]中也看出了这种并置关系为中国文人所留出的可用于位置经营的自由空间。
“离”是易经中的一卦，其实并置的关系也是直接反映着卦象的组织结构的。易经的六十四卦（象征六十四种自然现象及其相对应的人间处境）主要就是由八种主要元素（天、地、水、火、山、泽、风、雷，对应八个单卦：乾、坤、坎、离、艮、兑、巽、震）的离合而引发出来的，离合作用形成的组织结构就是重叠并置，物与物之间通过并置关系可以形成丰富且玄妙的动变组合。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运用的好却可以产生很有效的结果。
在分析苏州网师园的建筑布局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园林的园子里的建筑和宅子互为图底关系。从其密度的表现而言，园子部分的建筑，密度较低，布局也非常自由。而宅子部分密度较高，布局也非常的程式化。事实上传统的园林和宅院多是相伴而生的，宅院进落为伦理秩序所困，并因安全、营建模式等原因表现出一种紧凑的内向性，而园林作为一个相对开敞、自然的空间正好可以与之达成有机的平衡，这种并置恰好构建了一种互为补充的离合关系。
我们对这种离合并置之美的认识说来初见于我们自己设计的夏雨幼儿园。幼儿园的一层的空间内向，看不出去，转至二层，景象完全不同了，分散的小建筑间若即若离，被浮置在屋面的栈道三两相连，如村落般友好相偎，视野一下子也放开了，四周的景物在分散小建筑的缝隙中展现出一幅幅画面，这是这栋建筑建成后在空间节奏上的最动人之处。后来我们给夏雨幼儿园也做了一张首二层不同密度的图底分析图，结果其关系和网师园的园宅图底关系是类似的。首层密度大，有很多小院子，如宅，如“奥”；二层密度小，建筑单体之间若即若离，如园，如“旷”。我们意识到，空间的美学印象可以来自于这样一种旷奥并置的空间组织方式，建筑的魅力可以在流动、变动与回味中产生，这也是因为将人的情绪引入其中的缘故吧。在嘉定新城幼儿园的设计中，我们有意将交通空间放大，形成一个独立的充满坡道的“虚体”空间，将之与密集教室重叠的“实体”空间分离并置，由此产生了空间的对比与节奏感，也令幼儿每日的生活生动丰富、充满想象。而建筑的形象表达，也就可以有赖于这种并置关系的直接呈现，比如夏雨幼儿园是具有明显差别的上下层的叠加，嘉定新城幼儿园则是前后两个虚实空间体量的并置。
在大舍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上述三个关键词的作用，也许夏雨幼儿园是一个不自觉的结果，但在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就是自觉的设计了。南京吉山软件园六号地块办公楼也是将上部游离的小体量和下部以镂空院子为特征的院落空间叠加的设计；嘉定新城幼儿园是“虚”、“实”空间的并置；西溪湿地E地块酒店则是建筑与湿地及树木的蔓延交织（图、图九）；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是由离合体量聚集形成的具有多重外部空间的复合尺度的小城市。嘉定大裕村的艺术家村是多个艺术家工作室的聚落，每个艺术家工作室均有明确且内向的院墙边界，院墙内是更为封闭的双坡顶工作室和“十”字形的、在四个方向均向庭院开放的居住展示空间的并置（图十）。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郊的P9办公楼则是在垂直方向上多重密度空间的叠加，其目的是希望借助假山般“孔隙”状空间的营造，帮助当代信息社会中身体趋于弱化的人类找回关于身体的记忆。
新近完工的位于嘉定新城中心绿地内的螺旋艺廊，是上述三个关键词更为集中而抽象的一次表达。其边界是一个完整闭合的多弧圆形，由半透明的瓦楞穿孔铝板围合，在不同的天气与时间段展现出不同的内向性。在不大的二百五十平方米的建筑中，设置了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由主入口进入后，先由楼梯上至屋顶，由封闭转至开敞，在绿地风景中环绕一圈后，再由开敞转至封闭，钻入内部庭院再进入室内；另一条路径则是由主入口就近直接进入室内，于室内环绕一圈后进入内庭院。两条路径既可螺旋连续，又是一种并置关系。而周边风景，正因为屋顶上那绕场一周的游弋，与建筑形成了一个离合的整体（图十一）。螺旋艺廊的设计得益于从嘉定大裕村内的岳敏君工作室开始的关于螺旋图示的思考，在这里，“螺旋”只是一种介入，而不是目的。通过螺旋这样一种几何图示的介入，可以在不大且封闭的边界内营造一种无限感，这也是迷宫的特性。由此，我们也得以重新思考关于“墙”的特性，在迷宫里，“墙”并不是简单的隔离，而是隔而不离，这是要靠我们的记忆、情绪来完成的。
近十年的设计实践，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我们不必在传统和现代中去作出抉择，而是应该在智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去思考乃至定义传统与现代。我们关注地方、关注过去，我们的设计也许就是简单地开始于对具体地方的留恋，而最终却是希望在当下这个急切于新与变的社会中，从对地方的个体经验持续累积的基础上，展开一个关注抽象性和现代性的实践。
（文：柳亦春、陈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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